无论他们的成长经历和性格差距有多大，同为中国汽车自主品牌的佼佼者，在“文化建设”上却有着高度的一致。
8月底，香港股市向大陆股民开放，在香港上市的两只汽车股长城汽车和吉利汽车再次引起业内关注，在它们背后，是两个个性迥然不同的汽车富豪：魏建军和李书福。
当年，长城汽车在香港H股上市，媒体追捧，上市当天应声暴涨，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更是成为中国汽车界第一富豪。江山代有才人出，李书福斥资1.53亿港元，增持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吉利汽车的17亿股，从而成功借壳上市，李书福个人资产一夜骤增6亿元，“汽车界第一富豪”的头衔也顺理成章移至他的头上。
谁主沉浮？这些首富对财富的涨跌、市场的质疑，心态如何？他们又有着怎样相似或相反的财富过往？
13年的时间，从五六十人的乡镇小厂，发展为上市公司，这是魏建军最为人津津乐道之处。出身于军人家庭，但魏建军家族里经商之风却不弱。1983年，其父魏德义从部队转业后，便创办了保定太行集团。魏德义兄弟三人，也都在保定做企业，其中魏建军的叔叔魏德良是长城工业公司的主要经营者。这家河北保定市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成立于1984年，注册资本为80万元，也就是长城汽车的前身，主要从事汽车改装业务。
而仅比魏建军大一岁的李书福，则出生在农民家庭，同样也自小受浓郁的商业氛围影响，高中毕业就开始经商，开了一家照相馆。虽然李书福造车远比魏建军有名，但魏建军却更早进入汽车产业。1990年，长城工业公司陷入困境，26岁的魏建军签订了5年的承包合同，自此成为该公司总经理。这时的李书福也早已做上了一家冰箱厂的厂长，生意十分红火，年纪轻轻已经是千万富翁。但是后来由于国家冰箱实行定点生产，李书福的北极花冰箱厂被迫悄然退出。
1994年，魏建军经历了一次重大挫折，《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出台后，汽车产业开始实行“目录制”的管理，“长城轿车”在一些地方上不了牌照。这段历史，魏建军至今不愿多提，就像李书福不愿意提及当年在海南地产热中的失败一样。
1996年，长城汽车开始生产皮卡，从此公司进入了一个高速成长期。从1998年开始，长城皮卡一直雄踞全国皮卡车市场的老大地位。在获得市场成功的同时，魏建军还成功的实现了企业改制。从1998至2001年期间，魏建军及其家族仅以2300多万元的现金代价，收购了长城汽车56%的股份，完成了一桩漂亮的MBO收购。
一直是民营背景的吉利集团不存在这些问题，李书福要做的只是选择新的行业和利润增长点。1997年李书福开始涉足汽车制造业，进行汽车产品的研制和开发。李书福还没有进入汽车业时，就因为揭露足球黑幕被称为“大炮”，如今他又多了一个称谓——“汽车狂人”。
与李书福这个地道的南方人相比，魏建军这个北方汉子却显得内敛很多。这个中等个头、身体魁梧的董事长不太健谈，说话声音不高、语速也不快。长城汽车上市以前，不仅媒体很少有知道魏建军的，而且在长城汽车自己的宣传材料上，也看不到他的名字。在长城汽车的公开活动中，魏建军极少露面，甚至同行中见过魏建军本人的也很少。魏建军一直遵循着这样一个原则，“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当上市的浪潮一下子把魏建军推向财富的顶端，位列胡润的富豪榜前20位时，魏建军的态度是既不承认，也不辩解。
当他被问到，这么多年创业过程，他感觉哪件事情最为艰难时，魏建军的回答是，“回忆不出来哪一件最困难，每天都是难事，也觉不出太难了。”
同样没有政策的支持，没有国际品牌的加入，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吉利汽车和长城汽车，一定有相似的艰难和竞争压力。
虽然成长经历和性格差距较大，李书福和魏建军在“文化建设”上却有着高度的一致。
李书福常说，“少谈点金钱，多谈点精神。”在拥有了几十亿资产后，李书福依然住职工宿舍，吃职工食堂，开吉利汽车，穿吉利皮鞋和工作服。他在食堂就餐，端盘排队，自己带头并要求职工做到碗光、桌光、地光，残渣入盘成堆。“三光一堆”也成为吉利的企业精神。
“每天进步一点点”，这是长城汽车的精髓所在。在长城汽车最显眼的位置，都会悬挂这一行字，甚至连员工喝水的纸杯上面也印着这句话。在魏建军的眼里，这句朴素的话语，正是他本人和公司的前进动力。
对于这样的两个汽车富豪，财富成为数字化的烦恼，而汽车才是他们化解烦恼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