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这个在中国教育领域屡引争议的话题，最近又火了。
因为朋友圈里的一条爆款文章喊出“减负=制造学渣”，这一话题似乎又变得无解。
孩子的无奈，家长的焦虑，学校的纠结，舆论的争执不休……让孩子拥有可以“荡起双桨”的童年，怎么这么难？
从“快乐童年”到“辅导班抢位”：考试面前人人平等
双十一还没到，南京5年级学生家长杨劲松已经提前感受了一把“限时抢”的氛围。
经考核，儿子符合辅导班的要求，可以从提高班升到尖子班。但学位有限，能不能升，还要看他这位爸爸的手速和家里的网速够不够快。
杨劲松打开APP，盯着时钟的秒针，“咔哒”，时间一到，手指疯狂地点击“抢位”，仅几秒，所有的位子都没了——26:1，这是当天的争抢比例。
从事金融行业的他买东西会货比三家，争取最大性价比。可是给孩子报辅导班，他不挑老师不挑时间，抢到哪个上哪个。
这样的自己，是4年前的他想象不到的。
彼时，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减少小孩以后的障碍。后来发现，孩子的努力才是更重要的。不仅是分数，在学习过程中体验挫折，以及克服困难后享受成功的喜悦，这是不能替代的。
转变还来自同辈竞争。杨劲松介绍，南京市不同区教育水平不同，民办学校更是从教材开始拉开差距。当公办学校孩子三年级开始学教育部英语教材的时候，民办学校的孩子一年级就在学更难的朗文英语了。
公办学校严格按照国家要求3点半放学的时候，民办学校5点还在上课，每天多学2小时，除去假期，每年多学200小时，6年就是1200小时，孩子间的差距就这样被拉开了。
“要想具有竞争力，至少要和别人处于比较平等的教育情况，只能额外上辅导班。”杨劲松说。“中考、高考，大家考的是一张卷子，考试面前没有同情。”
当前的选拔制度下，他认为考试是唯一能把主动权把握到手上的东西。每年都有各种减负，但“打铁还需自身硬”，对学生而言，唯一的规则只有两个字：优秀。足够优秀，以不变应万变。
“幼年的快乐在成年之后会付出代价，而幼年吃点苦，成年以后才会享受更大的快乐。”杨劲松说，“这是守恒的，没有捷径可走。”
在这样的背景下，每天不足7小时的在校时间和1个小时就能写完的作业是远远满足不了需求的。
“学校只是基础教育，能让孩子吃饱，但是不能吃好。”
为了让孩子“吃好”，杨劲松改变了想法，送孩子去辅导机构“开小灶”，一开就是3个。
减负之后：家长真的疯了？
在离南京180公里的安徽省合肥市，6岁刚上一年级的兜兜暂时还感受不到这种竞争，他也不知道在减负政策下，自己的小书包轻了多少。作业不到1小时就能写完，在每天5小时在校时间之外，他喜欢架子鼓、篮球、听故事。
作为妈妈的周雨琪是当地的初中英语老师，她给了兜兜极大的自由。减负政策下，学校只会布置一些简单的作业，比如抄写16遍拼音，或是把课本后习题抄在作业本上等，每当这时，她就会替孩子完成一部分。
“抄了之后孩子还是不会用拼音拼读，有什么意义？”周雨琪说。利用省下来的时间，兜兜背了古诗，复习了英语单词。
她理解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落实起来会有很多问题。以前大家以考试为中心，有规则好做事，现在突然变了，大家很慌张。一旦成绩不好，家长就会怪老师教得不好。但孩子只是在课上听讲，不做练习不考试，怎么检验学习成果？
而面对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减负”行动，杨劲松的回应是让孩子上作文、英语、数学辅导班。
2018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出台了《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减负三十条)，要求各省份结合实际出台落实的具体方案。2019年10月28日，浙江省教育厅发布了《浙江省中小学生减负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又被称“减负33条”。
浙江版方案对校内考试次数进行了严格规定，特别提出小学生到晚上9点，初中生到晚上10点，还未能完成家庭作业的，经家长签字确认后可拒绝完成剩下的作业。
网络上一边倒的反对，认为这是在制造学渣。在大家都转发那篇自媒体文章的时候，杨劲松的朋友圈却显得格外安静，几乎没有人转发相关信息。和外界看到的“南京家长疯了”不同，实际上他和很多家长甚至拍手叫好。
“真正关注教育的家长不会把这文章当回事儿。”他说，在制度要求下，很多人按照这种要求学习，而自己的孩子却更拼命了，“你们都不学了，我来学，多好的超车机会。”
杨劲松已经在给孩子看寒假班和春季班，他不相信教育改革。“考试制度和高标准是不会变的，人才选拔机制也不会变，上好学校的还是前面的学生。”在他眼中，优秀，是唯一需要遵循的规则。
周雨琪和杨劲松都意识到，教育是家庭的事情，陪孩子的过程也是家长成长的过程。而那些所谓“疯了”的家长，更多的是从自身角度考虑问题。“原本学校要做的事情现在要自己做了，时间没了，钱也没了。”
“吐槽是没有用的，能改变什么呢？还不如好好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杨劲松说。
“减负”困局：减负之后，矛盾丛生
明明是为了孩子好，“减负”为什么不被认同？
太过了。这是杨劲松的回答，就像把一杯80摄氏度的水一下子降到20摄氏度，这种行政命令让学校家长孩子都受不了。
在金融业深耕多年，他认为，减负引起家长焦虑，而焦虑背后都是生意。自媒体写了家长的焦虑，赢得了流量，家长们为了孩子以后的发展，去买学区房、上各种课外辅导班、上早教……需要花钱的地方更多了，却不一定有效果。
中国教育培训领域的上市公司好未来近期发布的财报显示，该机构总学生人次(长期正价课)从上年同期的约221万人增长到本季的约341万人，同比增长54%。有媒体评论，校内减负校外补，家长需要支出更多的精力和金钱，培训机构反成最大获利者。
作为老师，周雨琪认为，人才选拔机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政策都是治标不治本。虽然课业压力小了，可是近年来的中考高考难度却越来越大了。
整个社会，谋求更好的发展就得通过各种考试来进行，高考、公务员考试都是如此。基础教育大家是平等了，但是以后呢？“虽然自己和国家想让孩子轻松，但是社会竞争不宽松，规则没有变。”
一味地不允许学校考试、增加课外辅导教材，只会让教育的机会更加不均等。公立学校减负了，但昂贵的私立学校并没有，以后公立学校的师资会越来越弱，更多的老师会去机构或者私立。造成的后果是，有实力家庭的小孩会越来越优秀，把普通家庭的孩子远远甩在后面。
身在县城，周雨琪的学生有不少是留守儿童，这些孩子缺乏父母管教，在减负背景下，学校也参与不进来，那么放学后孩子去哪儿？网吧、游戏厅。
“这样的孩子是不会有出头之日的。”
困境何解：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
杨劲松和周雨琪都明白，国家政策的初衷是好的。
“我们要减的是低级重复、对学生没有作用的课业负担。只笼统减负，孩子的竞争压力还在，家长的焦虑就还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认为，“减负”具有相对性，学习不能没有负担，真把负担都减了，学习没有效果。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规范学校办学，主要是治理“抢跑道”给学生加压。南京市教育部门的做法从大方向说没有问题。但是，南京的学生参加高考，是要和全省学生竞争的。浙江想把“主动权”给学生和家长，愿意少做作业就少做，可有多少家长愿意让孩子不做作业呢？事实就是更多家长选择给学生在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基础上加餐。
“从根本上说，今日家长的焦虑，不是家长自发的攀比，而是教育竞技化，不得不让自己的孩子与别人家的孩子比。”熊丙奇认为，要让家长摆脱焦虑，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改革教育评价体系，打破唯分数论，为学生成才创造多元选择。
“其实只要让家长看到希望就可以了，看到改变的希望，看到孩子可以去‘快乐学习’的希望。”杨劲松说，不要像那篇自媒体文章一样，只让人看到焦虑和绝望。
6岁的兜兜还有很长的求学之路要走，周雨琪并不想把任何一种模式套用在自己孩子身上，也不会让自己陷于焦虑，她很明确自己的教育理念：因材施教，给孩子最适合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