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设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课程性质的定位，它直接关系到教材的设计、理念的贯穿、教法的特色等重要问题，不能不静心思考。
目前，清华大学文化素质选修课的承担者，大体是文史哲以及艺术类学科的教师，而听课的学生则是以理工科学生为主，因而，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认识：文化素质课的主要目的在于弥补理工科学生文科知识的不足，提高他们的艺术修养。按照这种理解，问题就变得非常简单，只要将文、史、哲等系的基础课变成理工科学生的必修课或者选修课即可，但如此一来，“文化素质教育课”一词就没有了特定的涵义，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格完善的科学人才，它包含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是学生的精神层面，包括人格修养、精神境界、文化自觉、社会责任等等；二是学生的专业技能，是学生改造社会、造福人类的手段。文化素质课虽有完善学生知识结构的任务，但落脚点却是在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上；这是专业课所不能替代，或者说不能完全替代的。在较长的一个时期之内，我国教育界为应试教育所左右，造成了人才培养的种种偏颇和缺失。文化素质教育正是为了纠正这一弊端而提出来的，它标志着我国教学理念正在实现从单纯的专业教育向素质教育或全人教育的的重大转变。
在古希腊的人文传统中，知识与人格不可分离，苏格拉底认为“德性就是知识”（参阅胡显章《明确办学理念，转变教育思想，深化高校文化素质教育》，载《走出“半人时代”——两岸三地学者谈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第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这种认识也为当今国际教育界所继承，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全世界第一届高等教育大会”发表宣言，认为高等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和负责任的公民。香港中文大学郑汉文教授提出“品质为教育之本”的观点，认为大学教育的终极目标，乃是培养具备优秀品质的人才。
基于上述认识，我为全校本科生开设了“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这门课程。我认为，这门课最大的优长在于可以从“知”和“行”两个方面展开，让学生同时受益。
众所周知，由于“文革”错误地将文明礼貌当作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一概否定，造成了文化传承的中衰和社会交往的严重失范，国民素质普遍下降。北京号称全国的“首善之区”，而各大商场的服务员连“对不起”、“谢谢”、“没关系”、“您请”等十个字的礼貌用语都说不好。由于多年批判“师道尊严”，师生之间几乎没有礼节，校园里失礼现象触目皆是，学生不知如何尊师敬长，不懂得礼让谦退：上课迟到者，旁若无人、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室；与人谈话时，嘴里嚼着口香糖；有的骑自行车在校园内横冲直撞，甚至撞到了老师也不道歉。整个社会也是如此，近二十年来，我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国民腰缠万贯、出国旅游者甚众，但由于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举止粗俗，形象不佳，据报载，去年9月1日，欧盟整体对华开放旅游以后，蜂拥而至的中国游客不遵守公共秩序，不讲卫生，不爱护环境，损坏公物，已成为当地社会“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 (www.rszh.net)
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许多学生意识到自身修养的欠缺，有一位接待过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学生的同学告诉我，新竹清华的同学言谈举止都彬彬有礼，彼此之间都非常和谐亲切，洋溢着东方学子的文化底蕴和儒雅之风，这令他非常羡慕，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人，但不知到哪里去学。类似的感慨，在当今的学生中相当普遍。
纠正国民的不文明现象，引导大众走向文明，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我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有完整的理论形态，礼乐文明是东方文化最具特色的部分。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指出，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礼”。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传统礼仪文化正可以成为我们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借鉴。
中国古代礼学不仅有精深的理论和博大的体系，而且有鲜明的践履性，即实践的特点，《吕氏春秋?孝行览》说：“礼者，履此者也。”在传统的礼学中，道德、道理不是空洞抽象的，而是随处可以体现的，而礼正是道德在行为上的体现。学习礼仪规范，长期坚持实践，身体力行，可以使道德意识内化，反过来促进内心德性的培养。
学习和了解古代礼仪文明，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取得传统文化知识方面的制高点，深刻认识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而且可以帮助学生克服读书与做人“两张皮”的问题，将知识与品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深入学习礼仪文化的过程中，去体验和践行礼学的真谛，不断规范自己的行为，让“行”与“知”并进。
